400-123-4657
作者：3VRcx1UmTsCGNpwC 时间：2024-06-30 12:53:22
12岁的平遥摄影节，已走过一段不短的历程。2001年诞生之初，它仓促却惊艳，头三届虽然“只有”数千张照片，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自2004年始，调整方向后的“大展”摊开了一张大饼，它被冠上“文化庙会”之名，被人诟病的同时也不断刷新着人气指数，地方政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效用亦收获颇丰。进入第八九个年头，尽管平遥摄影节越做越大，但颓势渐显。
缩水的“大饼”，衍生的项目
2012年9月19日，平遥古城迎薰门前再度热闹起来。以“回归 超越”为主题的第十二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如期开幕，“与以往相比，本次摄影展更加凸显国际性和艺术性的主题”，当地媒体这样报道：“分学术展、汇报展、邀请展、机构展、院校展、影像短片展、致敬展七大部分，共332个展览，其中国内展览304个，国外展览28个；参展摄影师有1700余人，其中国外摄影师314人，展览图片近13000幅；影展首设国家馆，全景式集中展现英国、新西兰和北欧四国的风土人情。”
将13000幅作品摆入设立在平遥古城中的十数个展区里，观展者犹如进入了照片之海，如果不在古城中驻扎下来，注定只能走马观花。时代周报记者请本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评委、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林路推荐一组印象最为深刻的作品，他坦言因为肩负评委之责，要看的作品太多，很难静心观看，也就难以推荐。
策展人赵丹虹此次带来了“形 · 影”中国广州观念摄影展，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和往年相比，本届平遥摄影节依旧采取无门槛的参展准则，但数量明显减少。根据2011年当地媒体的报道，第十一届平遥摄影节的参展照片超过3万幅，达到历年顶峰。今年的平遥摄影节，在展出数量上缩水了近60%。
有评论认为这代表着平遥摄影节号召力的减弱。平遥摄影节艺术总监张国田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正是平遥摄影节在经历了“大赶集”的阶段后，开始在“文化庙会”和“专业影展”中寻找平衡的体现。
林路坦言人气下降是存在的：“据我观察，在第十年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高潮后，近两年确实人气在逐渐往下走。”对于这个现象，他的看法与张国田一致：“赶场的人少了并不是坏事。来的人更专业了、做展览的人更专业了，而不是以往谁都能来做展览的浮躁状态。另外，平遥至少在院校方面并未失落人气，它抓住了高校摄影这个重要的发展空间，而且为他们保留了独立展示的可能性。我对平遥摄影节的人气保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摄影展一定会越来越专业，过些年，一定会吸引更多的有水准的观看者加入进来。”
参展作品的减少，并未影响到以摄影节为台唱起的其他“文化经贸”活动。《山西晚报》罗列出的本届平遥摄影节的衍生亮点，就有“平遥籍航天英雄刘旺和著名歌唱家阎维文返乡”、“山西、河南等六省120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亮相”“国内金融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民间小额贷款的专题讨论”、“"让世界品尝平遥美食"的饮食文化节和论坛”等等。报道也给出了一串经贸数字“借力大展，从2006年开始，平遥县连续六年举办古城招商洽谈会，共签约67个招商项目，项目总投资达211.05亿元”。
参差的展览，加速的改造
本届平遥摄影节最具含金量的奖项“优秀摄影师评审委员会大奖”，最终被欧阳星凯的《人民路》和钟维兴的《失落园》共同获得，两者分享10万元的奖金。在展览现场，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两件作品在呈现方式上的“独树一帜”。
钟维兴以大漠胡杨和人体造型为拍摄对象的《失落园》，曾在2011年香港苏富比以11万港元价格成为全场摄影作品最高价。策展人那日松把展厅布置成一片“沙海”，“胡杨”点缀其中，垂直投射在“沙漠”上的影像弥补了展览空间的不足，也带来不同的视觉体验。
欧阳星凯的作品《人民路》，拍摄的是一组农民工群像以及他们的居住空间，这些对象有一个共同点，都住在湖南省长沙市人民中路790号的出租楼的“四平方”中。策展人、摄影评论家鲍昆称这组作品为 “一个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完整案例”。欧阳星凯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他的这组作品是作为一种社会文本的形式整理拍摄的。“我自己就是工人出身”，欧阳星凯说。他特别提及妻子在平遥现场留言本上写的话：他源自工人—勤奋，关心工人—知心，体现工人—价值。
除了这些用鱼眼镜头拍摄的照片，《人民路》的展厅中还将每张照片中的“主人公”的经历、职业、家庭组成、收入支出状况一一罗列。一面墙上贴满了“主人公”们填写的个人信息表，另一面墙上投射着视频纪实片，以及一间近乎原版的实景样板房装置。
和两个大奖作品相比，大部分展览显得粗糙和不专业。张国田认同时代周报记者的这一看法，对于一些参展者对展览意识的不足和对待自己作品的不认真，他也表示遗憾。“由我们组委会和策展人参与的展览，都能呈现出一定的展示水准，而有些参展作者就比较随便，最终的呈现就显得参差不齐。”
林路说：“平遥摄影节一年比一年更加正规化，尽管展览在数量上并不如往前那么多，但是从展出效果、整体布局、空间设计各方面都日益规范化了。展览整体水准上和展出整体传播上都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从以往简单的平面展览，现在转向了立体的、全方位的展出。”张国田和林路同时提到了由那日松策展的“@联展”，策展人将十数个有所关联的小展览“打包”展出，带来了不同的展览呈现。
“平遥展厅尽管经过了多年改造，日趋规范，但以往"大卖场"的问题还是存在。一方面空间对展览的呈现方式有局限，更重要的是很多展览人，对展示方式、传播方式上认识不足。此外展览涉及到很多的人力、物力和大的投入。《失落园》花了三四十万人民币，普通人哪里负担得起？这也就造成了比较大的落差。”林路分析了平遥摄影节展示水准起伏太大的原因。他相信，通过这两年获奖作品的示范，会推动往后参展人的展示意识。
林路还将希望寄托在了“柴油机厂”的改造上，他说：“当地政府已买下了柴油机厂，今年已经改造了一部分，明年还有一个很大的提高。”2009年开始，太原新晋商联盟文化公司作为市场运作主体直接参与平遥摄影节的市场运作，2012年的前半年，他们投入了数百万元改造平遥摄影节重要展区“柴油机厂”，至本届平遥摄影节开幕时，已建成部分标准化展厅、会议室、VIP接待室、专业图书馆和新闻中心，当地媒体报道称“将逐步打造成以旧工业遗存为基础、以创意文化为核心的影像基地和古城内"城中城"、"院中院"、"园中园"的文化休闲体验区”。今年的柴油机厂，尽管那些因为产权问题而无法挪走横亘在展厅内的旧机器还在散发着浓烈的柴油味，但参观者们已经可以享受到干净舒适的洗手间，在新开辟的小广场中坐在木椅上歇息。
“我们决不会做798，也不会转身搞房地产，”身兼投资人的张国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们相信收回投资的方式有很多，只要把这里的硬件做好。”他相信，等明年的摄影节开幕，也就是平遥摄影节第二纪的第一年，全新的“柴油机厂”将为展示的专业性提供支持。
2009年，时代周报记者曾采访张国田，他坦言“目前最急切的事情就是建立团队”，三年过去了，张国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平遥摄影节组委会（PIP）的团队已达到了20多人，尽管和如此庞大的“摄影节庆”相比他们还是显得有些吃力，但这无疑已是转变的开始。
寇德卡，来与不来
2012年平遥摄影节的官方网站上，至今还挂着一张醒目的图片，上面写着：“约瑟夫·寇德卡，《布拉格 1968》。他要来了，我们约好9月19日，在平遥见……”
林路在文章《百年摄影 百年孤独》中用“自我流放途中”来解读寇德卡：“中国摄影界所熟知的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1938-），曾因政治原因离开捷克，在欧洲各地流浪时加入了马格南图片社，以更自由的方式记录着这个世界。然而离开祖国的寇德卡只能隐姓埋名—比起卡蒂尔-布列松，寇德卡绝没有这样的幸运—他在1968年拍摄的布拉格事件还是以匿名形式获得了罗伯特·卡帕金奖。尽管他之后加入了马格南图片社，和卡蒂尔-布列松成为挚友，也办过展览，出过画册，但他决没有像卡蒂尔-布列松那样为世人所知。”
林路写道：“孤独的承受让他具有了通过影像支撑这个世界的力量。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先生曾经在1991年的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上见过寇德卡，当时的寇德卡一个人躲在暗处享受他的美食—一头短乱的卷发，一脸欠整理的络腮胡，一身皱巴巴的草绿色军服。后来，马格南的朋友告诉阮义忠夫妇：寇德卡最近都在这里打地铺。于是阮义忠不无感慨地说：寇德卡又在流浪了……”
原本议定，美国《光圈》杂志主编玛丽莎·哈里斯将携寇德卡的摄影作品《布拉格 1968》亮相平遥，寇德卡本人也将出席。这本是本届平遥摄影节上的最大亮点，现在却成了最大的遗憾。
“如果平遥摄影节没有来国际摄影大师，人们就会说这一届不太好，中国的摄影爱好者还停留在追星的阶段，”张国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所以这一次有了寇德卡，大家都很期待。”临近本届平遥摄影节开幕一周左右的时间，寇德卡的摄影原作在海关被扣，引发了摄影界的关注。“寇德卡知道了这个情况，说如果两天内作品不能放行，他本人就不会来到平遥。当时我们担心啊，人和作品都能出现在平遥当然完美，但如果作品不能到，起码要人到，人不能到，作品能到也可以啊。”回忆起当时的纠结，张国田苦笑不得，“办理作品运输的公司在资质上存在问题。”海关扣押的第三天，问题解决了，作品放行，但超过了寇德卡的两天限定。摄影大师一转身，又去流浪了。
开幕的头一天夜里，寇德卡的《布拉格 1968》原作才运到展厅，连夜布展一定会有许多的仓促和遗憾，但置身在尺寸巨大、数量惊人的原作前，细心的观看者还是感受到了震撼。虽然林路对寇德卡的作品已非常熟悉，但还是在其中发现了一些自己未曾见过的照片，大画幅也给他带来了新感受，“作品非常震撼，现场感也很强”。
遗憾的是，主办方并未为《布拉格 1968》举行相应的座谈会和发布会，没能通过解读、诠释作品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按照林路的划分，《布拉格 1968》是寇德卡在“探索时期”、“戏剧拍摄”、“吉普赛人”之后的重要阶段，之后，寇德卡进入了“流放”阶段，才有了后来的“宽幅”作品。
在以黑白为主调的展厅外，悬挂着《布拉格 1968》系列中的一张经典作品：前景是寇德卡的手腕，手表上的时刻被凝固，背景是布拉格的无人大街，只有坦克开成了两列虚影。观展的人们在这张巨幅照片前走来走去，抬头凝视的却不多，“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只伸出的手臂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场只剩下了一种荒诞的色彩。”林路在博客上抒发感叹。有细心人计数，在本届平遥摄影节的第五天下午，观展人群最密集的时段，20分钟内进入展厅里观看《布拉格 1968》的不足十人。
栗宪庭：“他们以为经过我的指点，就能成为下一个方力钧”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栗宪庭的名字近日出现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的韩旭成绘画展的“策展人”一栏j里，实属难得—用他本人的话说，他已经“退出艺术圈十多年了”。
但这的确是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无法回避的名字。栗宪庭是中国20世纪80-90年代最重要的艺术评论家，对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一个烟雾缭绕的日子里，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来访，在他采写的文章中，第一次以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这个称号把老栗介绍给西方社会。也因此有了后来被神化的“当代艺术教父”之称。
“一个烂好人”
跟着美术馆工作人员和韩旭成，时代周报记者见到了这位身高1.6米左右、身材瘦弱、说话温和的“教父”。临行前，同行的韩旭成提醒“栗老师性格内向，不是那种能够见人便侃侃而谈的人，他跟熟悉的人话才多”，这与常年见诸报道发表言论的形象相去甚远。
有关栗宪庭巨大能力的江湖传言，使得多年来他的家里永远宾客满堂。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早几年曾有一个展览开幕，就因为他在某一幅画前停留的时间略微长了一些，那幅画立刻便被买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来我家，我一般都会说说我的意见；如果他们要求我推荐，我就会写推荐。”
“他们以为只要经过我的指点，或者推荐，就能成为下一个方力钧。但我哪里有那么大的能力？”栗宪庭在长时间的沉默后，被问及“艺术评论家的能力”时忽然如诉苦般地打开了话匣，“但我认为艺术领域里，真正能够成为大家的人少之又少，那么其他的艺术家难道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我认为也是有的，我推荐他们是为了鼓励。”
韩旭成也是早十年前上门找老栗的画家之一。2010年，韩旭成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展，策展人便是栗宪庭。当时有人撰文回忆，2008年的时候，韩旭成的画室里作品已经满满当当，但是他不办画展，非等到老栗的认可不可。“其实我现在还是没有认可。”说这话的栗宪庭语气有些“悄悄地”，虽然是当着韩旭成的面，他随后补充了一句，“其实我私底下是严厉的，但是那是私底下。对外的时候，我一般不说负面评价。”然后又低头自言自语。“把我写成了策展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不合适啊……”但他还是从北京来了。
某种意义上，栗宪庭的盛名，部分来自于他的妻子廖文总结的原因—“烂好人”，“个个都当他能点石成金，其实他哪有那么大本事。人太多了，挡也挡不住，老头儿自己又是个犹豫软弱的人，他总抹不开面儿。”
成为“教父”前的老栗
性格软弱的“烂好人”栗宪庭，成为后来的“教父”，当然不仅仅因此。
1978年老栗从美院毕业，随后进入《美术》杂志做编辑，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当时这本杂志周围有一批艺术批评家，如水天中、刘骁纯、郎绍君、贾方舟、彭德等，他们不仅介绍评论活跃于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介绍了“星星画会”这样的非学院艺术家，吴冠中、袁运生、尚扬、何多苓，以及云南画派和伤痕美术都是这个时段的受惠者。在1980年第三期杂志中，栗宪庭采写了《关于“星星”美展》的报道，这是对星星美展最早的一篇报告。1981年，栗宪庭作为责任编辑在《美术》第一期发表了陈丹青作品《西藏组画》，在同期封面刊发了罗中立的名画《父亲》。
1983年，反“精神污染”开始。今天看来，这是30年历史中的一个不大的波澜，所反的桩桩件件转眼间都成了社会生活中最日常的内容。但在这个小波澜中，老栗被撤职，离开了《美术》杂志。在随后的1985年，他加入新创办的《中国美术报》，成为当时唯一的专职编辑。这份报纸成了“85新潮”的重要阵地，关心艺术的人几乎都是它的读者。
1989年底，《中国美术报》停刊，老栗成了闲人，却利用这段时间撰写了大量推介文章，推介艺术家。1991年，老栗在香港中文大学的《21世纪》杂志发表了《当前中国艺术中的无聊感—玩世写实主义潮流析》的文章，方力钧等人的新作被赋予了一个西方美术史中没有出现过的命名，而他的《“政治波普”与消费形象》一文是对王广义、张培力等人作品的梳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来访，成就了他“教父”的名字。
上世纪90年代初，老栗参与推介的这些艺术家连续参加了香港汉雅轩画廊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的“Mao Goe"s Pop”和德国世界文化宫的“从国家意识形态出走”展览。尤其是1993年，老栗接受国际策展人奥利瓦邀请，参与推介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参加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徐冰、刘炜、方力钧、喻红、冯梦波、李山、余友涵、王子伟、孙良、宋海东等13位的参加引起了某种程度的轰动，使参展的艺术家获得前所未有的世界知名度。
王广义的画第一次卖了一万多元
然而在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里，他却逐渐淡出艺术圈。可就是在他疏离艺术圈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市场价码飙升。
1989年的一天下午，王广义神秘兮兮地把他拉到办公室的角落，手哆嗦着，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几叠油渍麻花的钱来，面额10元，100块钱一沓，共十沓。他把一张画毛泽东的画卖给了一个叫宋伟的快餐店老板，挣了一万块钱。老栗说，王广义当时说话声音都抖了，“今天我请吃饭，老栗你来点，什么地方都行。”晚上，一行十多个人，去了一个湖南馆子，吃掉了200多块钱。
可是到了2004年，他在一个展览上看到张晓刚那幅《血缘大家庭》的标价，“吓了一大跳！心里咯噔一下，20万！”也就三四年的时间，这幅画后来被爆炒至2000万，“咯噔不过来了都”。“张晓刚刚开始知道自己的作品拍出天价，就发短信给我：老栗，我感到虚幻，这个市场疯掉了。我回给他的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际云卷云舒。”
“艺术家一旦成名，就变成了一个品牌，复制自己，他们也很痛苦。他自己想突破，但市场又不认可。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栗宪庭说。
近年，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独立电影。2006年，他在首届北京独立电影展上成立栗宪庭电影基金，从成立开始就完整系统地收藏和保管中国的独立电影，包括影像资料和图片、文字等辅助资料，资助独立电影特别是独立纪录片的创作、推广和发行。这个电影基金，富起来的画家方力钧第一个掏钱；张晓刚则对他说：“老栗，我可以多给你点。”
“成功艺术家已经不在我的视野里了，”他有意拉开与当红艺术家的距离，极少参加他们的聚会，基本不出席他们的画展。“我观察到当下的独立电影，有点像当年的当代艺术，需要扶持和帮助。而且很多独立电影导演都有美术功底，我觉得应该帮帮他们。”栗宪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