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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3VRcx1UmTsCGNpwC 时间：2024-07-04 16:02:10
2012年3月11日，日本东京举行了“3·11”地震遇难者追悼大会，现场默哀一分钟，首相野田佳彦称依然在同福岛核事故进行斗争，并将全力开展重建。虽然日本遭遇的罕见9.0级特大地震已经过去一年，但那些发自现场令人撕心裂肺、触目惊心的画面还是在人们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散。
2011年3月11日，日本遭遇9.0级特大地震，由于福岛及宫城的核电厂均位于日本列岛东北的主要震区，且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核泄漏，所以罕见的震灾及次生灾害不仅令日本当局坐立难安，亦令世界各国均难以置身事外。
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这种类型的重大突发性自然灾难报道历来是毫无疑问的新闻热点和舆论焦点。鉴于重大自然灾难事件本身具有的突发性、公共性、不可预测性等多方面的因素，灾难报道通常是最能考验媒体的应变力与组织协调性，也最能体现媒体的传播效果和实战水平的报道类型之一。而媒体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所采取的举措与行为，则可以充分展现媒体在报道中的新闻理念、报道风格和市场定位。
以往国内媒体的新闻报道，很少侧重于国外题材。近年来，随着媒体自身各方面硬件软件设施的成熟，更关键的是由于中国本身开始更多的以国际主流大国的姿态投身于世界舞台，国内众多地方新闻媒体也开始日益投入到国际题材的报道中。尤其是都市类报纸，更是将国际灾难报道作为新的选择项投入力量，以在现场的一手新闻为受众服务。从海湾战争开始算起，最近如海地地震、泰国动乱、利比亚内乱、俄罗斯大选等都可见国内新闻记者承担职责的身影。
日本大地震以及福岛核泄漏事件，一是由于事态严重、国际瞩目；二是由于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毗邻而居，所以无论是从新闻价值、报道意义还是地理优势带来的采访相对易于掌握的程度来讲，第一时间派出得力的采编团队奔赴现场采访都应是众多有条件媒体的优先选择。事实上，在日本大地震发生不到四天的时间里，已经有200余名国内记者通过日本驻华使馆申请，并顺利抵达日本进行采访。
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日本灾难报道，面临的不只是采访条件艰苦、自然条件恶劣、发稿困难等常规问题，还极有可能面临难以预测、看不见摸不着、而且大家几乎都无丝毫经验的核辐射威胁。所以有相当一批资深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提出，在互联网资讯发达、相当多一手信息可以依赖日本本土媒体提供的情况下，是不是一定有向日本派出记者的必要。
GETTY摄影师李锋在微博上第一时间留言表示：“听说中国大量记者要去日本采访，先向他们致敬！近年国内媒体越来越关注国际事务，但和国际同行相比实在太不专业。国外媒体平时会请安全专家对记者进行起码的灾难疫区战乱采访的安全特训。而我们却可以把缺乏专业知识和保护的记者空投到各地，勇气和理想是不够的，我们该树立起码的专业精神和安全意识！”
央视主持人李小萌认为：“灾难现场是新闻的富矿，越来越多的新闻矿工被派往日本，地震和核辐射威胁着他们近期和长远的健康与安危。中国记者是劳动保障的弱势群体，各家媒体是否做好了应有的准备？奔赴新闻现场，是记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对他们家人以及未来人生负责的，不应是他们自己。”
摄影师储璨璨指出：“7年前，我因为这个原因拒绝了报社派我去伊拉克战场的建议，因为当时的媒体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能对员工担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我在路透社的时候，每一个要去战地的摄影师都会在英国接受专门的战地急救培训，我们的医疗保险可以租用急救直升机帮我们摆脱险境。个人可以有激情，但媒体不能无理性。”
他同时指出，如果一定要派出自己的队伍，那么务必应当注意几点： 1.身体好，接受过地震自救的专业训练； 2.有高级别的国际医疗保险。保险不是指死了能赔多少钱，而是能够在危急时刻给你提供救助服务； 3.能够在各种情况下随时保持和报社的联络； 4.在前方记者发生意外的第一时间，报社有资源，有准备，可以立即开展跨国营救行动，而不是束手无策，临时去想办法； 5.派往日本的记者应该是会日语的，起码应该会英语； 6.报社应该在记者出发前帮助记者在日本找好陪同的当地向导及车辆，保证记者一下飞机就可以投入到工作中。
《南方周末》图片总监李楠尽管在第一时间派出了自己的摄影采编团队，但是同样自问：“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地震与核辐射地区的记者们，是为了对新闻负责、对历史负责，但谁又为他们负责呢？他们的个人安危、健康状况，是不是他们职业要求之外的东西呢？如果一个记者对派遣他去日本说‘不’，他该不该受到来自于职业道德的指责？”
盲目冲动绝不是职业的光荣
随着话题讨论的深入，大家开始更多的关注媒体人的职业使命、操守、专业精神、勇气理想和生命安全与传播效果究竟哪一个更重要。
奔赴现场、报道新闻，记者义不容辞。尽管明知采访环境恶劣，吉凶未卜，《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国内媒体也都第一时间派出了采访团队，《新京报》摄影部主任陈杰更是曾一度涉险抵达距离福岛核电站20公里处的极限地进行采访拍摄。这些和平年代的“战士”在信息渠道多元化，身在后方也能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还是不愿意放弃抵达现场，还原事实传播给受众的机会，哪怕他们已知危险重重而且自己并未“全副武装”。他们坚持了自己的精神和态度，做了无论如何都必须有人要去做的事。这些都值得同行们深深钦佩。
但确实也有另外一群同行和所在媒体因为盲目、冲动，空有激情却缺乏基本常识与理性。别说核辐射基本防护装置，即便是海外突发事件采访必备的药品和饮食都没有准备齐全。抵日后没有事先安排的相关人员接应，又遭遇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取得相关信息之类的障碍，一路上闹出了中国媒体人和日方地震灾民一道排队领取食物的笑话。自己的采访任务无法完成不说，还耗费了宝贵的提供给灾民的救灾物资，影响了中国媒体记者的形象。
那么，为什么有些软硬件其实均未达标的媒体，排除万难，甚至都没有估量好“万难”也一定要派记者深入到灾区一线进行采访？我个人认为可能有小部分媒体只是觉得不能缺席，有一种“无论天空中有没有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的从众心态。事件发生，媒体人必须进行记录。大家都派了自己也就派了，但是对于自己的团队是否经历过严格的安全特训，有没有足够的安全知识和防护措施，以及如何在现场具体开展哪些层面的采访？怎样避免内容上与国际通讯社和当地媒体报道的无效重复？寻找新闻线索，并做好符合自身媒体报道特点的稿件？等等，恐怕没有细致的策划和思考。
这些单纯的媒体人可能没有深刻的意识到，深入一线采访，是完成报道的重要一环，但也只是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的不是你身在现场，而是你有效地传递回了什么。这并不是一场竞技比赛。衡量震灾报道是否合乎民众期待，在现场会有优势，但最终仍要看新闻报道的公信力。
笔者所在的《中国日报》也第一时间准备派遣采访团队前往日本，但权衡了形势，在报社没有充分把握可以保护记者在前线的安全的前提下，决定暂时不派遣本报记者前往日本灾区进行现场采访报道，而是充分利用经常合作的国际通讯社和日方本土图片代理机构对事件进行跟踪报道。
本文选取了《China Daily》在2011年3月12日至3月20日期间对日本地震的文字和图片报道，并对其进行信源分析，其中外电文稿60篇，自采文稿20篇；外电图片57幅，自发图片13幅。在图表中可见，这期间《China Daily》刊发关于日本地震的自采新闻文字稿件数量约为30%，图片方面，本报自拍图片数量约为14%，绝大多数报道来自国际三大通讯社。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China Daily》在日本地震报道方面的确依赖国外信源，由于没有记者身赴一线采访，在1/3的自采文字稿件中，大多是关于中国如何检测核辐射，中国对日本提供何种援助等本国信息，虽与日本地震内容相关，但在地震现场和不断更新的详细报道，大多来自国外通讯社。
但是从报道方式和传播效果来看，《China Daily》却充分有效地利用了手里掌握的国际通讯社第一手实时资讯，再按照自身的编辑方针、报道风格去设置每天关于地震的议题，做到了国际视野、中国角度的多方位的立体报道。
日本遭遇9级大地震适逢中国年度两会召开期间，作为一家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媒体公信力的报纸，《China Daily》是为数不多的在地震发生次日舍弃两会相关报道而将日本地震作为头版头条通栏报道的媒体。而且此后连续9天，《China Daily》持续在头版头条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海内外受众相继报道了关于地震海啸现场、政府救援、抗灾防疫、震后灾民转移、国际救援与中国国际救援队赴日救助、文化遗产受损、灾民震后心理辅导与干预等相关情况。之后又间歇进行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和我国民众关于核辐射等情况的相关报道。在日本震后一个月内的26个正常出报日里，关于日本地震的报道内容出现在《China Daily》头版头条多达17次。
当新闻发生时，我们不能缺席固然重要，但是别忘了我们的终极目的是整合资源、客观报道、广泛传播和有效抵达。记者不是媒体大战的武器，而是活生生的人。身为媒体人，都有职业的冲动，但盲目冲动，永远都不是职业的光荣。
化繁为简也是选择
当今世界，绝非太平盛世。灾难报道中处处可见新闻记者的身影。2012年2月22日，刚刚荣获第55届荷赛一般新闻奖（组照）一等奖的法国摄影记者雷米·奥克利克，在叙利亚霍姆斯的临时新闻中心遭到政府军炮火狂轰滥炸后身亡，年仅28岁。和奥克利克一起遇难的还有55岁的美籍著名独眼战地女记者科尔文，另有三名西方记者重伤。
2011年的记者节，微博上热传一张英国独立摄影师Giles Duley的自拍照。2011年2月7日，39岁的Giles Duley在阿富汗被地雷炸飞，失去双腿和左臂。
这是他受伤之后第一张照片。如果说Giles Duley用最直观的方式让我们体会到战争以及世界的某种残忍和他自己强大的内心的话，那么英国《卫报》的《那张照片差点要了我的命—战地摄影师特别报道》（The shot that nearly killed me: War photographers - a special report）则通过详细描述充满危险的战地摄影师的工作情景来帮我们还原那些惊心动魄瞬间背后以及之后这些摄影师精神世界的变化。
文章汇集了18位战地摄影师的口述，他们每人拿出一张照片，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再现照片拍摄时刻摄影师和被摄对象所遭遇的危机。
可能是同为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缘故，曾经在利比亚战地采访时死里逃生的女摄影师Lynsey Addario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当军队的人把我们扔在一边时，我们谈过如果能逃出去各自的打算。我说也许我会选择怀孕，我已经不止一次让我丈夫为我担忧，2004年我在伊拉克的费卢杰被绑架，结婚前几周我驾驶的车失控。我们也曾想过是否要继续报道冲突的工作，这份职业带来的是否抵得过我们让家人承担的辛酸。当我们最终获释，我觉得一切好极了。我们活下来了，当你活下来以后，永远会认为这份工作值得为之冒险。几周后，传来Tim Hetherington和Chris Hondros在米斯拉塔遇害的消息，这让我重新陷入混乱。这份工作需要的不止是技术，还有很多很多运气。当同仁们遇难，你总会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
是的，事实上作为记者，特别是战地或者危险题材采访的记者，经常会陷入两难的纠结。
一方面，享受紧张刺激的采访经历带来的打开视野的宝贵机会和得以记录他人无法触及的历史时刻的职业成就感，那种魔幻般的感受会牵引着你一次比一次更想投入地俯冲进下一轮的采访。另一方面，作为社会自然人的身份，很多时候也会想到生命并不仅仅属于自己，更应该为背后的家人和朋友负责。激情和理性之间他们一直在寻求平衡点。
所以，我们深深钦佩阿富汗采访时失去一条腿的Jo·o Silva。“如果我还能站起来，如果我还能借着假肢站起来，我还会回到战火硝烟之中。我希望我此刻能站在利比亚的枪林弹雨之中，过去对我没有半点阴影。”是的，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永远保持一种斗士的姿态。
但同时，我们也理解曾经四次中弹的Greg Marinovich。“1999年的阿富汗，那是我最后一次中弹，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至此，我决定金盆洗手，退隐江湖。19个月之后，我遇到了自己的妻子。”是的，他们已经背负过太多，有足够的理由选择不一样的生活，重新出发。
但是一旦等发烫的头脑冷静下来，我们就会平静地接受这样的事实：大多数国内媒体从业者能遭遇那些惊心动魄时刻的机会毕竟寥寥，能够真正亲临突发大事件第一线的采访可能还是寥寥，大部分新闻人面对更多的仍然是日常的新闻采访线索、普通的采访对象以及更多的后台信息支持、大量编辑编译。阿富汗、利比亚的战地采访报道如是，日本大地震、福岛核辐射的灾难采访报道亦如是。就如同真正过硬的婚姻是度过平静的流年一样，对于新闻记者来讲，其实最大的职业挑战并不是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中怎样出色地完成采访任务，而是如何在长期乏味甚至无聊的寻常新闻报道中不被磨灭最初的新闻热情。这当然非常困难，但在所有的机会没有来临之前，化繁为简也是一种选择。
